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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6年，罗瑞卿在四川南充的一个小山沟里呱呱坠地。他爷爷以前是个挺有钱的地主，不过传到他老爸这辈，家里就没啥钱了。

罗瑞卿的老爸花钱大手大脚，差点把家底都给掏空了。从那以后，家里的大事小情全落在了他老妈一个人的肩上。因此，罗瑞卿对老妈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。

罗瑞卿从小个子就窜得老高，学习不怎么下苦功，但他脑子转得快，学啥都能迅速搞定。小时候，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这两本书对他影响特别大，跟毛主席小时候的爱好挺像的。

家里情况变差后，罗瑞卿经常得靠外公帮忙。外公眼光独到，觉得外孙以后肯定能有大出息，就支持他去读南充县立中学。

1926年，20岁的罗瑞卿成功考进了武汉那所著名的军校，也就是黄埔军校在武汉开的分校。和他同期的，还有后来的开国上将陈伯钧。毕业后，罗瑞卿被安排到了叶挺带的独立师第一团，参与了攻打夏斗寅和向西征讨杨森的战斗。

在武汉那所军校的日子里，罗瑞卿碰到了一个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老师，那就是李鸣珂。可惜后来李鸣珂老师遭遇了不测。罗瑞卿为了纪念他，特意写了篇《回忆李鸣珂烈士》的文章。他在文章里回想起了李老师跟他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战场上牺牲是常有的事，作为军人，子就过去了。”

后来，罗瑞卿亲自率军上战场，他总是把李鸣珂的那句话讲给战士们听，激发他们的士气，让他们抱着豁出去的心态去战斗。

罗瑞卿能到红一方面军工作，其实挺碰巧的。1929年的时候，中央军委原本打算派他去湘西苏区，但路上太堵了，他没办法，只能回头。然后组织就给他换了岗位，去了闽西的红四军，也就是大家说的朱毛红军。要是那时候路不堵，说不定罗瑞卿就成了红二方面军的一员了。

罗瑞卿这小子年轻时就特别胆大心细，而且他还是从武汉军校出来的，那可是响当当的名头。他到了红四军没多久，也就一年光景吧，就直接升为了红四军11师的政委，后来更是一路高升，做到了红四军政委的位置。

罗瑞卿经历过前五次的反“围剿”战斗，但他真正的专长并不是军事。从1933年开始，他当上了红一军团保卫局的局长。等红军到了陕北，他又转去做了红一方面军保卫局的局长。

说起罗瑞卿在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位子上的表现，聂荣臻元帅这位当年的红一军团政委，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过。他讲道：“红一军团讲究的是批评教育，一个干部都没杀过。”这话就是在夸罗瑞卿干得好。

有一回，红一军团卫生部给干部们分药，本意是要发吗啡，可不小心搞错了，发成了奎宁。结果，警卫连的一个指导员，还有军团里的机要科长，吃了这药都躺床上起不来了。

聂荣臻一听这事，立马给罗瑞卿打了电话，让他过来问问清楚。那时候的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，以前可是国军俘虏，后来才加入我们红军的。这次出了这么大的岔子，他吓得可不轻。但罗瑞卿说，这就是个工作上的小疏忽，别太上纲上线了。他说，奎宁和吗啡这两种药，看起来、摸起来、尝起来都差不多，很容易就搞错了。

罗瑞卿大将军是个实在人，做事一丝不苟，还特别能体谅人，姜齐贤对此深感钦佩。他处理事务严谨认真，对人又宽容大度，真的让姜齐贤特别感动。

罗瑞卿将军是个特别看重感情的人。在红四军当政委那会儿，他和王良是搭档。可不幸的是，1932年6月13日，王良去前线查看敌人情况时，被子弹打中牺牲了。罗瑞卿听到这个坏消息，不顾炮火连天，坚持亲手把王良安葬了。

罗瑞卿的警卫员记得，王良牺牲后留下的那块怀表，罗瑞卿一直珍藏着，直到他去世都未曾离身。之后的每场战斗，只要部队获胜，罗瑞卿就会拿出那块怀表，感慨地说：“老战友，咱们又赢了。”

很明显，罗瑞卿大将是个感情深厚，特别看重情义的人。他对待感情非常认真，是个重情重义的将领。

罗瑞卿因为干活能力强，在红军那会儿就已经相当有名了，他和罗荣桓元帅被人们叫做“二罗”，罗荣桓是大罗，而罗瑞卿呢，就是小罗了。

从红军快结束那会儿一直到1940年，罗瑞卿都在红大和抗大工作，主要负责照顾那些名将的学习和日常生活。张爱萍上将还记得，他们在红大学习那会儿，晚上都拼了命地读书。罗瑞卿担心他们身体会垮掉，就一个个窑洞去查看，催着他们早点熄灯休息。有时候，罗瑞卿还会想办法弄些肉来，给大家伙食加点油水。

抗大给咱人民军队输送了好多出色的干部和能人，其中罗瑞卿教育长兼代理校长，他的贡献特别大。

1940年那会儿，抗大总校搬到山西去了，罗瑞卿这才又回到了军队，当上了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的头儿。没多久，他又被提拔为华北军委分会的委员，还兼任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副书记和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，外加政治部主任，和聂荣臻一起忙前忙后，干了不少活儿。

1947年，朱德等中央大领导去晋察冀看了看，觉得野战军指挥得改改，于是就重新安排了。他们让杨得志来当司令员，罗瑞卿做政委，就是想让队伍能打起精神，别再像之前那样低迷了。

大会上，司令员杨得志开口了：“中央决定让罗瑞卿同志来当我们的政委。想当年，罗政委在红军师当政委时，我还是他手底下的小通信班长呢。往后啊，咱们都得听老政委的。”这事儿一看，就知道罗瑞卿在华北军区的威望可不是盖的。

1955年授衔那会儿，罗瑞卿被授予了开国大将军的头衔，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，就是他代表了华北军区。

罗瑞卿当公安部部长那会儿，做得真心不错，可以说是给公安工作打了个好基础。要是跟他后来的接班人谢富治比起来，很多公安战线的老朋友都常常想念罗部长在任时的那些好成绩，还有那时候社会多安稳啊。

有次，罗瑞卿去基层单位看看工作咋样，当地的公安头头跟他说：“咱这儿挺安稳的，没啥大问题，就是有几个工人丢了自行车，小孩被轻轻碰了一下，还有几起小火情。”

罗瑞卿一听，心里头很是不高兴：

你说说，工人一年到头能挣几个钱？买辆自行车得花掉他们多少个月的工资？万一丢了，那不得心疼得要命啊？你怎么能说这是小事儿呢？要是小孩子被撞了，落下残疾，那可是影响一辈子的啊，这可是关乎人命的大事，怎么能不当回事呢？

以前那些封建王朝都讲究个夜里不用关门，路上掉了东西没人捡，咱们新中国怎么能还让工人的自行车随便丢，小孩子随便被撞，火灾也老是发生呢？”

建国后，罗瑞卿可忙了，他一下子担任了好多重要职位。像国务院的副总理、国防部的副部长，还有中央军委的秘书长，这些都是他的头衔。不止这些，他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、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，同时也是中央军委的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书记。总之，他真的是身兼多职，非常厉害。

罗瑞卿之所以能同时担当这么多重任，全靠他那旺盛的精力、敏捷的思维和出色的工作能力。根据《开国将军轶事》里的说法，光1960年这一年，罗瑞卿将军就搞定了3.6万份文件，算下来每个月大概3000份，每天得处理上百份呢。

1977年，罗瑞卿重新出山，当上了军委的秘书长，和小平同志一起管起了军队的事情。过了一年，他跑到德国去看病，可没想到，在那里突然因为心肌梗死走了，那时候他72岁。

罗瑞卿过世的消息回到北京后，中央立刻安排飞机去把他的遗体接回来。那时候北京正下着大雨，小平同志就站在机场那儿，脸色特别严肃，风雨再大他也一动不动。等棺材从飞机上抬下来，他走上前去摸了摸棺材，难过地说：“偏偏在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离开了我们。”话里满是对他的不舍和遗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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